暑假来临，青年编剧、导演赵小蕾日前携其长篇小说处女作《歌利亚的头颅》在广州扶光书店举行了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赵小蕾与广州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张欣、《广州文艺》编辑部副主任杨希围绕创作动机、社会隐喻、人性的复杂性及文学与影视的张力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谈，揭示这部聚焦阶层冲突与精神困境的作品内核。分享会传达出的一个共识是：“愿读者能从书中获得追寻真相的勇气，亦获得放下执念的勇气。”

一场车祸引发的阶层冲突

小说《歌利亚的头颅》的核心事件是一场车祸：刚考上名牌大学的青年学生郭宇在赴大学报到途中被富二代张京都驾车撞亡。尽管交警判定郭宇闯红灯负主责，张京都却异常积极地推动赔偿，这引发了死者哥哥郭振邦的执念追索。在谈到为何将车祸作为故事线索时，作者赵小蕾指出：“车祸能将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物强行拉扯在一起，把复杂的社会关系都带出来。这种更陌生、更突兀的联结，本是阶层固化现实中难以发生的。”

著名作家张欣指出，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也没有去刻意强化阶层对立，而是在一起貌似并不复杂的交通事故中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痛点、焦虑、怨恨、悲情以及罗生门，同时也是对人性的炼狱与责问，而无论现实多么冰冷无情，那个叫作“良知”的东西，永远都在，或许会成为你一生的煎熬。

书名《歌利亚的头颅》源自卡拉瓦乔同名画作，在阐释这一书名的用意时，赵小蕾说道：“郭振邦像个精神世界的战士，无法接受‘实然世界’，执着于‘应然世界’。‘歌利亚的头颅’在小说中并非指向杀死某个权贵，而是郭振邦与自身关系的映照——象征着他对自身病态执念的切割与抗争。而悲剧也常常源于对‘应该是’的执念。”

张欣特别强调了小说社会敏感度的价值，她说：“优秀文学需兼具社会敏感度与文学敏感度，有时我们过于强调文学性，作品可能脱离现实；有时社会议题抓得准，但文学性不足，作品就缺乏感染力。可贵的是，《歌利亚的头颅》天然具备了社会敏感度，也抓住了都市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穷富对抗中双方的偏执面交锋，同时，故事中的富二代并非必然包庇造假，穷人也非单纯控诉‘你们坏’，双方都只是深陷各自的偏执。”

分享会主持人杨希认为，正是这一场车祸的设计，暴露出了两个阶层在资源占有方面的鸿沟。而《歌利亚的头颅》书中人物获得救赎的方式似乎都是情感上的联结——郭振邦遇见了认同其精神价值的钢琴老师，而张京都在成为父亲后直面罪责。杨希分享了自己对该作品的阅读体验：“前半部压抑于个体对抗强权的无力感，结尾却带来疗愈——人与人的情感链接，才是创伤后继续前行的力量。”赵小蕾回应道：“精神认同的力量至关重要，只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往往不提供这样的机会。小说中几段感情的处理，我都试图指向精神认同，我认为这才是出路。”

张欣也赞同这一选择，她指出，当“谈论感情变得可笑”，当打工文学陷入“因贫困而奋斗”的叙事窠臼，赵小蕾选择回归情感尤为珍贵。张欣说：“唯有爱才能拯救爱，最柔软的东西其实最有力量。我们自己不信的东西，很难打动他人，我们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走向另一种歧视。对人的境界、对爱的需求、对认知的追求，写作至少应有所坚持。”

影视困境与文学突围

身为导演的赵小蕾转向小说创作，契机之一也暴露了影视行业的某种形态，即编剧经常受到多方掣肘，制片人趣味过度介入等也会挤压对社会真实的感知和表达欲，“我的创作冲动就转向了文学。小说能构建剧本无法触及的心理迷宫。人是复杂的，情绪、想法与处境交织产生的念头，难以在‘动作图景’为主的剧本中展现。”赵小蕾说。

面对“年轻人是否还需理想”的问题，赵小蕾给出自己的务实答案：“我更喜欢用‘意志’代替‘理想’。创作者唯一能做的是保持真诚——作品须发自内心，而非为钱洗稿。若这就是理想，我选择保有它。”

而同时作为一个电影人，赵小蕾表示小说的影视化方案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呈现出来。他还透露，新的小说创作题材仍会扎根山西：“离开故乡山西古交后，它反而在心底复活。我正在写煤老板的心灵史，时间跨度很大。我要把最真实的感受铺陈出来——就像爬山，精神未枯竭时就继续向前。” 

赵小蕾，1986年生，编剧、导演。曾在《花城》《十月》发表作品，《歌利亚的头颅》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编剧导演的代表作《一处风景》曾获美国内华达州国际电影节新晋电影人“白金奖”、墨西哥国际电影节新晋电影人“金棕榈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