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收入小说集《阅读障碍》中的《女校先生》等篇目是否延续了《第十一诫》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和关注？学院生活经验和学者的身份意识投射到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怎样的影子？
黄梵：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中的一员，尤其视为灰色人物，在2000年左右，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这是2002年《第十一诫》杀青后，被十来家出版社视为烫手山芋，想出又不敢出的原因。那时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设定，仍停留在拒腐蚀、灵魂工程师的幻想上，认定校园有一道墙能把知识分子与社会隔开。当时《钟山》杂志的主编贾梦玮，可谓是勇者和先知先觉者，率先发表了这部颠覆之作。《女校先生》写于2000年，早于2001年动笔的《第十一诫》，可以看作《第十一诫》的先声。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小说中的那个内心幽暗的主人翁？我的回答：是又不是。先说是，因为我同属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一样拥有，再有洁癖也难以免俗，指向知识分子的锋芒同样也指向我。再说不是，我当然不是小说里那个具体的人物，那个人物不只“抓取”了很多原型，里面当然也有我的原型贡献，同时也添加了很多虚构，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小说的人物或启示具有普适性。所以，小说发表后，总有人告诉我，他们的某某朋友读了小说，觉得某个人物就像是量身为他定做的。大概到2010年左右，社会才放弃对知识分子的幻想，终于把他们还原为社会中的一员，还原到有七情六欲、同样会堕落的真实人性。比如，《第十一诫》于2009年再版时，再无初版时的艰辛周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已经认同了书中的高校知识分子形象。
中国作家网：从理工到人文学科的身份转换在您的小说中也能找到对应。譬如《枪支也有愿望》中弹道学家面临的道德困境令人容易联想到您本人的“转型”经历。在您看来，学科等方面的“跨界”经验，为您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视野和影响？
黄梵：我常被人称为理工男，在经历的过程中，倒没有刻意关注身份转换带来的影响，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才意识到理工思维、学科经验已渗透进创作。可能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我比文科出身的作家，更能感受到科学理性的局限，比如它的无道德，理性认识的有限性，理性对人的同化和简化，对情感的排斥等。这也是为何在《枪支也有愿望》中，我会把道德、情感赋予给冰冷的枪支，以矫正枪支的纯理性。枪支可以看作是科学的化身，它原本携带着科学理性的冷酷、无道德。当然，学科经验也让我有机会带给读者未见识的新场景、新知识、新体验。比如靶道、靶场、冷塞管等，还有置身其中的恐惧感、宿命感等。《枪支也有愿望》中，冷塞管有孔的特定结构，也为枪支自杀提供了合情合理的方式。再比如《第十一诫》中，当沙弹飞临头顶时人物特有的恐慌感和宿命感，是人在战场才会有的感受。记得读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时，我对他描述V-2火箭的弹道，心领神会。如果没有弹道学知识，很难理解火箭在天空为何会如此表现，对于普通人，这是完全陌生的经验，同时让品钦在小说开头的描写有了悬念和神秘感。
中国作家网：书名《阅读障碍》既指向书中同名小说，也象征着“人生层出不穷且无法扫除的困境”，您曾经谈到小说是“人性的实验室，收集人类想象的各种碰撞，从而警醒人类自身的行为”，您的小说如何破题“障碍”一词？“障碍”书写的隐喻与哲学内核是什么？
黄梵：“阅读障碍”是一个时代隐喻，一方面书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读书的兴致和能力越来越弱，这一悖论恰恰体现出文明困境。文明让生活变得舒适，也让人不愿走出舒适区去费劲思考，能带来快感的多巴胺成了人的精神食粮，书成了相反的象征。当然，人是无法阻挡多巴胺的，只能利用多巴胺，这也是很多书店变成文化体验店的原因。小说本来就是揭示障碍的体裁，它顽强收集人类的一切碰撞，人的行动与障碍的碰撞，汇成一个虚拟的碰撞博物馆。它揽尽碰撞灾难的功能，与“坏事传千里”的功能是一样的，铭记本身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共同体无碰撞的理想。我小说涉足的障碍，皆来自人自身的问题。比如，老温的阅读障碍，表面来自小时的精力不济，实则来自父亲入狱对子女的影响，本质是历史的道义问题。老温对历史书的阅读障碍，可以看成人类难以吸取历史教训的隐喻，而老温最后在梦中靠诗解决了阅读障碍，可以看作对诗解决方法寄予的希望。颇类似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中，对文学寄予的希望。当代诸多现代性的困境，皆来自理性的傲慢，人的宿命似乎在于，人会高估自己的认识能力，又低估情感、道德的重要性。老温顽强地抵抗阅读障碍，何尝不是出于情感，只是他不再有海明威笔下老人的英雄气。多巴胺其实来自期待与实际的差距，我让枪支拥有情感，与海明威让空骨架拥有意义一样，本质上都是小说对多巴胺的利用。
中国作家网：《阅读障碍》主人公老温的遭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代阅读习惯的变化和注意力的稀缺——从文本阅读转向碎片化视觉消费。小说是否探讨了人文精神与技术时代的关系，或者另有深意？您认为探讨回应社会议题是否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黄梵：注意力问题最早出现在马奈的画中，当他把赛马场的观众都画得模糊不清，当毕沙罗追随马奈，把街上的一切也画得模糊不清，他们其实结束了“注意力是无限的”这一古典神话，承认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你如果去梵蒂冈看西斯廷壁画，会发现米开朗基罗画群像时，依据的是“注意力是无限的”，所以，他把群像中的每个人都画得很清楚。就如同我们知道手机拍照有像素上限，马奈们那时已发现人眼有注意力上限，分配到有很多人的场合，每个人就很难看清。当代因为手机的出现，需要“被看见”的事物层出不穷，它们就如马奈画中的群像，大大分散了人的有限注意力，导致人在每个事物上停留的时间都很短，阅读就变得碎片化，难以投注情感和思考。所谓的人文精神，就是人能够抵御对注意力的切割，去关注重要的事和问题，获得整体性的视野和反思，保住人性。老温虽然屡战屡败，但他对阅读障碍的抵抗仍是一个象征，即总有人不甘于被“不思考”摆布，要主动加入古今“思考”的共同体。你也可以说，他的处境与卡夫卡《城堡》中的K，倒有几分相像，其顽强与《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也有几分相像。文学从来是适应性的产物，并非对技术完全束手无策。比如，诗歌提高了人对碎片化的期待，这是金句流行的心理机制，也是《阅读障碍》结尾，视诗为解决方案的原因。短篇的非完整性，不只会产生层出不穷的形式，也会产生层出不穷的魅力，也可以看作短篇对多巴胺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