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征
在过去24小时内，美国政府两大部门：美国司法部（DOJ）和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接连释放出专利强保护信号，尤其是针对中小创新群体。
先是在6月24日，我们已经预告的一场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跨国商业与法律中心举办“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力、知识产权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上，来自美国政府、行业组织、学者、律师等代表发表了对于美国技术领导力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讨论，以及知识产权在促进美国全球技术领导力中的关键作用，包括反垄断和创新等交叉内容。
与会者之一有来自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的副助理司长的Dina Kallay，作为负责反垄断国际事务的副手，她在加入司法部之前的职位是。
这一角色的变动，也正好符合特朗普之前多次提到的要保护中小创新者的构想。
正如IAM为此还写了一篇报道，重点对Dina Kallay在会议中称赞自愿FRAND许可和开放标准的开发将会带来创新巨大的进步这一立场，实际上就意味着在标准的许可问题上，应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作用，而非监管。
如果说这个立场对于权利人而言是个不错的开胃菜的话，那么随后由IPWatchdog创始人Gene Quinn撰写的一篇报道，披露了一份涵盖了美国司法部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等政府部门对于一起NPE起诉三星案（Radian Memory Systems, LLC v. Samsung Electronics Co.）的关注，尤其是提交的一份利益声明，充分的展示了特朗普政府涉及专利问题的部门，包括负责行政的美国专利商标局，以及负责公平竞争司法部反垄断司对美国专利制度的立场：就是现有的金钱救济，有时是难以计算并不够的，因此，禁令救济就十分必要。
然而，美国现有的做法是依据最高法院2006年在eBay案中确立的四要素测试法，这就使得大量案件的权利人难以获得禁令救济。
这也是美国主推专利强保护一派所力推的改革之一，就是要恢复禁令制度，哪怕是初步禁令。
但是美国政府部门的意见并不能左右法院的自由裁量，不过这一表态已经很明确的代表了特朗普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
如果仔细阅读这份利益声明中的一些理由，就基本上能看到特朗普政府是希望如何来实施“专利强保护”这一立场的。
首先，这起案件的背景是这家小企业Radian Memory对三星提起专利侵权之诉，起因是这件小企业开发了一项可改善固态硬盘（SSD）的管理技术。该公司表示，尽管其在专利授权前尽最大努力参与市场，但三星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利用标准制定努力将该公司排挤在行业之外。
具体来说，Radian Memory称三星作为NVM Express（NVMe）的顶级成员（该组织正在SSD领域制定标准），组织行业内其他企业试图向Radian Memory施压以使其加入；然而，由于NVMe的政策要求Radian Memory向其他成员授予其专利技术的免版税许可，因此，Radian Memory拒绝加入。
于是就发生了该组织包括三星在内侵犯了Radian Memory的专利技术。
这也是为何这份利益声明中，除了吸引了主管行政的美国专利商标局，还吸引了负责竞争问题的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的关注。
虽然Radian Memory没有提出反垄断诉求，但是利益声明表示，该诉状仍然回引发竞争问题，因为这些标准指定组织（SDO）本身存在“严重的反竞争损害潜力”，因为其成员在 “制造、分销或购买” 何种产品方面进行协作，往往具有限制竞争的经济动机。
当标准制定组织由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大型实施者控制时，这些竞争问题尤为突出。携手合作的大型购买者可以行使买方垄断力量 —— 这是垄断力量的 “镜像”。
滥用市场力量 “来打压新生的、尽管未经证实的竞争对手”，与维护和保护竞争的目标 “相悖”。
其实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有相似的场景。
正如我们之前在《“我起诉了华为”》、、中所记载的这个小企业和华为之间的侵权纠纷背后，实际上也隐含了类似的加入标准组织的问题。
这家小企业试图加入由华为作为国内牵头的组织时，也曾向我们抱怨说因为专利的问题，导致其在申请加入组织时被“打压”，未能如愿。但是从华为的陈述来看，却是另外一种相反的说法。因此，其中到底孰是孰非，其实是有赖于竞争监管机构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
这一点，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中国并不是没有，而是可能已经真实的发生了，但是中国的监管以及对于创新和保护真正创新者时，能否及时到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