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觉得父亲是个没有文学细胞的人，平时话就不多，和我们说话，多半谈谈学习，问问工作，出席孙辈婚礼，说的也是“要有理想”，“要求上进”，常常话没说完，大家就笑了起来。
我的父亲1940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经历各种运动，胸有丘壑，亦有块垒，却极少表露于外。回想他以羸弱之躯扛住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我觉得父亲内心足够坚强。直到父亲去世后读他写的诗，我发现父亲情感比我想象的丰富。
父亲的诗写于2002年，为纪念海陆丰人民自卫队成立55周年而作。诗曰：
红城街头闹元宵，
喜看故乡新貌。
反思赞叹旧时歌诀，
“天上雷公，
地上海陆丰”。
是战鼓是号角，
是千古绝唱，
是现代神曲。
是非褒贬，
由人评说。
且看后来人，
披荆斩棘，
建功立业，
又是一代俊杰。
在外人眼里，此诗或为“老干体”。在我心里，这是父亲晚年愿景。
父亲生前交待过两件事，一件交给我，是他珍藏了半辈子的小笔记本，他希望子孙后代知道他守护一世的清白。我和丈夫完成了笔记本的整理。感谢《随笔》杂志，于2024年第3期发表拙作《档案里的父亲》，让我的思念找到安放之所。
父亲把另一件事交给我母亲：他的后事“一切从简不留骨灰”。我们全家商议决定，报名参加广州市先人骨灰海葬活动。2018年11月3日，二姐和姐夫代表全家，乘船护送父亲骨灰至珠江出海口，在庄严仪式中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父亲走后，清明时节我们会陪母亲到番禺海鸥岛祭奠。这是父亲生前踏足过的地方，他默默眺望江面的情景一直刻在我心里。遥想1946年，20岁的父亲登船随东江纵队北撤，溯流而上，壮怀激烈。如今斯人已逝，魂归大海，不亦得其所哉。
然而父亲终究是带着牵挂走的。牵挂所在，就是故乡。
我的故乡海陆丰，在我脑海里很长时间是一片空白。1958年，广东大规模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时任陆丰县委书记的父亲遭遇劫难，被撤销行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全家发落至粤北山区仁化县，那一年我两岁。1980年，广东省委上报中央批准，彻底平反“反地方主义”中的冤案，父亲冤屈得申，从粤北调到省城，我正在广州上大学。从小到大，父母对故乡讳莫如深，深怕给我们心里蒙上阴影。
我对故乡的感知，皆因祖母而起。
1962年，父亲留党察看期满后，从仁化县调到韶关地区，我们全家也搬到地委家属大院。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大院住所简陋，家家在门前垒灶做饭，几十户共用厕所澡堂。但大院种有成排夹竹桃，是小孩子捉迷藏的好去处，还有高大的柠檬桉，枝干虬曲的老桑树，桑葚熟了，成群的孩子都想爬上树摘果子。那是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父亲就把祖母接来了。
自从祖母掌管这个家，在农业局工作的母亲可以脱开身下乡，父亲也得到片刻喘息和治疗：他在海陆丰打游击时染上肺病，三年困难时期又得了肝炎，加上在“反地方主义”中遭受重创，身心俱损，此时祖母带来的温暖非常人能及。而随着祖母到来，我们开始一点一滴地感受到故乡的气息。
在家属大院，来自海陆丰的祖母和别人家祖母不一样，说一口海陆丰话，着一身斜襟蓝布衫，足底踩一对木屐，脑后发髻永远纹丝不乱。过日子也和别人家不同，时常要用稻草加沙子擦地板砖，家虽简陋，家里每块地砖却擦得发亮。跪擦地板是我们姐妹躲不了的活，但祖母做的擂茶堵住了我们的嘟囔。后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情景：
吃擂茶是慢工细活，性急不得，总由祖母操持。她先是炒酥了黄豆，炒脆了花生，炒香了芝麻，再抓几把茶叶放入一个带螺纹的陶钵内，使一根圆头木杖细细研成末，加入滚烫的开水冲成一钵酽酽的茶汤。随后摆开一摞碗，撮入花生、黄豆、芝麻，舀进茶汤，再撒上一把爆米花，酥香、甘香、茶香、爆米香扑鼻而来，实在诱人垂涎。
小孩子家吃擂茶，其实只担个“虚名”。常常是，祖母刚把几样吃食撮入碗，转身去舀茶汤，就被眼疾手快的取了一碗走。倘若慢一步，必定被满舀几勺茶汤，端着这碗的，兴头立时蔫了大半，灰着脸，唏哩哗啦，啜入一肚子懊恼。
这些回忆其实已加“滤镜”。六十年代物质匮乏，一年难得吃几回擂茶，偶一尝之，全家欢喜。至于饥饿年代里大院小孩最雀跃的事，大约就是设法偷取各自家里藏得严实的食物，凑到一块儿分享了。小孩们的另一个快乐是爬树。有祖母在，这种快乐总是短暂，每次我爬上树，祖母就手持竹竿径奔树下，一顿呵斥，把我轰回家。
小时候总是嫌祖母管束得紧，长大了则对她铭感五内。祖母是个家庭妇女，解放前靠帮人煮饭洗衣为生。我父亲14岁入党，做地下工作东躲西藏，随东纵北撤长达一年，返回海陆丰又上山打游击，每次担惊受怕的总是祖母。建国初期，父亲曾经是广东最年轻的县委书记，祖母没有享受所谓荣华富贵，父亲一落难，她又成了担惊受怕的人，默默承受一切。
祖母来我家那几年，不仅用干净整洁保持家的体面，她的节俭持家也影响了我们。祖孙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居然能听懂祖母的海陆丰话，祖母也听得懂我们说粤语。虽然两种方言堪比“鸡同鸭讲”。后来“文革”初期父亲被关押审查，我们去送衣物，父亲就用海陆丰话向我们交待事情，看守的人听不懂，我们听懂了，内心却充满恐惧，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被关起来。那是1967年，我刚满11岁。
在我们最需要祖母的时候，姑姑接走了祖母。姑姑不想让自己母亲提心吊胆过日子，情有可原。随着祖母匆匆离开，那个靠味蕾和方言一点一点去感受的故乡，从此离我远去。
关于父亲和故乡，我写过三篇文章。1979年写《乡土恋》，刊登在中山大学学生刊物《红豆》上，写父亲回到睽违二十多年的故乡，看到老战友因“文革”致死致残，海陆丰一片凋敝，情难自抑老泪纵横。2013年写《父亲的乌坎》，是我软磨硬缠，让父亲说出他在广东大规模“反地方主义”中的落难因由，文章发表于《财经》杂志。2018年父亲去世后，我开始写《档案里的父亲》，几千字的文章写了几年，只因心里有个疑团一直解不开——翻阅父亲珍藏一辈子的小本子，里面并无关于“地方主义”的只言片语，尽管他这辈子遭受的最大打击，就是“反地方主义”。当时暗暗庆幸，2013年写《父亲的乌坎》多么及时，至少为父亲这段惨痛经历留下了一点“口述史”。
直到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不会写诗的父亲为故乡写了一首诗，并且把民间谚语“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写入诗里，我才有所感悟：海陆丰是父亲内心深处轻易不能触碰的地方。不能触碰，是因为这片土地长眠着和他并肩战斗和工作的人们。我读过父亲晚年纪念海陆丰人民自卫队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幸存者”。他在文中一一写出逝者的名字，并且写道：“他们不分海丰人陆丰人，不分客家和福佬，鲜血交融在一起，洒在海陆丰。他们永远值得景仰。”
作为幸存者，父亲对“活着”一定有异样的感怀。对生于斯受难于斯的故乡，父亲的心绪一定也异于常人，但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起这些。
对于故人故土，景仰与谦卑交织的情感我无从体味，只是从父亲的诗里隐隐感觉到，海陆丰在父亲心中不仅是一片地域，也是一种精神：不惧牺牲，敢为人先，埋头做事，褒贬由人。这是父亲对“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的解读，也是他对故乡一直怀有的骄傲。
据学者考据，雷神崇拜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溯至上古，遍及华夏。在民间说法中，雷公则是惩戒之神，人们立誓，会信誓旦旦“不怕遭雷劈”；诅咒他人，亦会说“等着遭雷劈”。令人称奇的是，天下之大，拿雷公譬喻某地的，似乎只有海陆丰。
与之关联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潮汕和海陆丰，皆属于闽南民系，同祖同宗，然而潮汕自古崇文，海陆丰却更趋尚武。我不揣浅陋地想，是因为韩愈和文天祥分别到过两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公元819年，韩愈被贬到潮州当刺史，任内八个月，做了四件事：驱鳄除害，兴学育才，筑堤治水，赎放奴婢，尤以尊师崇文教化一方，遂使蛮荒之地潮州渐得“海滨邹鲁”美名，“爱读书”逐渐成为潮汕民间风气。
公元1278年，宋代名将文天祥率兵抵抗元军入侵，在海丰五岭坡准备午饭时被捕，誓死不降，在大都被囚四年后从容就义，给世人留下绝命诗《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给海陆丰留下“一饭千秋”的悲壮故事。后来海陆丰人民抗击倭寇表现出忠义之勇彪悍之风，就被认为和文天祥有关。
一个地方的民风，崇文还是尚武，自然非一概而论。说起海陆丰敢为人先，就远不止尚武一端——近代以来固然出过举世闻名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出过一生清廉首倡“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在文学、音乐、科学等领域，同样不乏开先河的巨匠：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中国小提琴之父马思聪，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令海陆丰人骄傲的名字可以列出许多。
1950年到1955年，父亲在海丰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因病情加重，组织上曾经安排父亲到广州治疗，得到了有“中山医一代宗师”之称的柯麟诊治。柯麟也是海陆丰的骄傲。说起这事母亲十分感激，说柯麟医生救过父亲的命。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褒耶贬耶，见仁见智。从情感上，父亲自然倾向于褒，但外界贬斥故乡出现的恶人劣迹，也不时引用此语，父亲很无奈。毕竟那些恶人那些劣迹亦是事实。
从32岁被迫离开故乡，到92岁离开这个世界，60年间，即1958年到2018年，父亲和所有人一样，随这个国家一起经历沧海桑田，他和故乡之间，彼此早已变得陌生。他记忆中的故乡，应该更多是从前的故乡吧。
2017年底，父亲最后一次病重住院，做完手术住进ICU，三天后转回普通病房，尚带有ICU留下的谵妄症。我在病床边听他说着含混不清的海陆丰话，不断在说一个人的名字，陈炯明。服膺这位故乡先贤，崇敬他毕生致力于治理社会，开启民智，强盛国家，这是父亲晚年的想法。或许父亲早有此想，到了晚年才坦然说出。
我常常想起父亲住在我家的最后时光。父亲把许多书翻找出来看，着了魔似地看，连午睡时间也搭在看书上。住在医院时，他特地叫我把家里两本书带给他，《叫魂》和《巨流河》。遗憾的是，我没有就此和父亲作更多交流。父亲平时话不多，晚年听力严重下降，话就更少，加上言语摆脱不了陈年定式，儿孙难免会笑他迂。现在回想父亲最后时光读的书、说的话，以及对身后事的交待，我觉得，作为女儿，我并不完全了解我的父亲。
在父亲和故乡之间，我还欠父亲一个请求。
2004年，我工作的单位《南方日报》，为纪念创刊55周年出版《南方之光》一书，拙文《我眼中的南方报人》收录其中。我在文章里写了两位老报人黄文俞和左方。关于黄文俞，我写道：
十年前，为了纪念南方日报社成立45周年，报社辑录出版了《我心爱的篇章》一书。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读到黄文俞的《回忆办报二三事》，和附在文章后面的百来字的“作者自述”。这段简短的自述让我大吃一惊。1957年，正值反右高潮，《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受命创办《羊城晚报》，办出了一张完全有别于机关报的报纸，在一片萧杀中绽放的这一抹生机，成就了中国报业的一株奇葩。黄文俞却对晚年的回忆之作作了如此评价：“虽然没讲假话，但并未畅所欲言地讲真话，这怎能算是我心爱的篇章呢？”原来，晚年黄文俞立下了“讲真话为写文章的准则”，但在写回忆办报的文章时，“有些虽自以为想清楚的问题又未便写出来”，故而自责。孜孜求“真”一至于此，由不得我心肃然。
父亲看了我的文章，提出一个请求，要我回报社查阅1956年前后的《南方日报》。他说当时他去省里开党代会，参加分组讨论，提到上面保护地方干部积极性做得不够，他记得会议期间《南方日报》有文章提出同样观点，他认为是黄文俞写的。于是我花了两天时间翻阅南方日报合订本，没有找到他说的文章，我告诉父亲，他可能记错了。父亲讷讷的，有些失望，更多是失落。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其实父亲在意的，是他祸起故乡的一段历史，也是他隐忍多年的一个心结。直到2011年陆丰出了震动全国的“乌坎事件”，他和母亲每天翻报纸、看电视，追踪事态发展，细问之下我才知道，1957年陆丰也曾经发生过“乌坎事件”，当时父亲已经调到惠阳地委工作，本来置身事外，被省里火速召回故乡当“救火队长”，结果成了命运转折点。于是我不断追问，父亲母亲终于说出事件始末，我得以写成《父亲的乌坎》。
当年的“乌坎事件”距今已近70年。在《父亲的乌坎》一文中，我根据父母亲的回忆，大致理出事件原委：
1956年9月，我在广东增城出生，父亲时年30岁，担任惠阳地委委员、增城县委书记。我刚出生没多久，陆丰乌坎发生水灾，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退社（高级合作社）、毁坝风潮。起因是当地建造大坝破坏了生态，影响了老百姓赖以为生的渔业、盐业、种植业等，加上成立高级社存在“大归堆”、“大呼隆”，引起了群众不满。惠阳地委火速通知父亲，省委决定父亲调任陆丰县委书记，并要求召集一批陆丰籍干部返乡工作，务必平息事态。父亲带着全家回到陆丰。
父亲获得了可以采取强硬手段的授权，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组织干部下乡，听取群众意见，改变简单粗暴的做法，按照群众意愿成立小型生产合作社，通过修建小水库弥补大坝对生态的破坏等。乌坎乡民很快复产、复社，当地秩序逐渐恢复了正常。不久，区梦觉等省委领导带领检查团到陆丰检查工作，赞许有加。
父亲讲的一个细节我没写进文章。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古大存，当时也到陆丰检查工作，他对父亲说，邻县接待的规格可比你们高多了。父亲听出言外之意，也听出古大存的好意，一笑置之。几个月后，古大存被打成“广东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目，全省一大批地方干部遭到迫害，父亲也在这场风暴中被扣上了“海陆丰地方主义头子”的帽子。
从此，“海陆丰”三个字成了一道铅印，嵌进父亲心里，封存多年。
我现在想，对于父亲的请求，如果当时用心一点，或许不会让他失望的。
1956年前后，黄文俞任《南方日报》总编辑，亲自下乡调研，实事求是报道，顶住过不少压力。听报社老同事说，1958年全国刮“浮夸风”，黄文俞深为反感，不愿刊登这类造假新闻，就和地方领导当面顶撞起来。我想，当年开党代会，《南方日报》对代表发言一定有摘要报道，所以父亲留下了印象。
时隔半个世纪，父亲想找回当年的报道，意在证明当年他之所言，皆因故乡所系吗？我无法再问父亲，也无法知道，后来写《父亲的乌坎》，是否弥补了父亲那时的失望。
现在不大听人提起“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这句古老谚语了。作为行政区划的海陆丰，1988年纳入了新建立的汕尾市。人们说起汕尾，更多是那里的滨海旅游，那里的擂茶美食。
现在被打上“海丰”印记闻名全国的，有一支“五条人摇滚乐队”，他们接地气的现实主义歌曲风靡海内外。2009年，乐队出第一张专辑《县城记》，报社的年轻记者知道我是陆丰人，送给我一张。当父亲听到《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这首歌，听歌手用家乡方言唱“旧年啊番薯不比今年啊芋头”，酷爱故乡古老的白字戏的父亲，像小孩一样咧开嘴笑了。
听“五条人”的歌，不期然想起马思聪。生于海陆丰的两代音乐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令人不胜唏嘘。
▲ 作者（前排左二）四姐妹和祖母、父母摄于1963年的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