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起来！前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上海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强音。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寻访的第二路，寻找当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诞生之处，访问文化名人抗战期间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轨迹，回望上海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万众一心的觉醒。
巨鹿路174号，一个在今天的上海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地址，恰如它当年的神秘。
20世纪90年代巨鹿路174号复社旧址。
这是1936年，斯诺（右）在陕北采访途中。 新华社发
1938年复社版《西行漫记》扉页
昔日外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遭日军攻占，时局趋于严峻，复社也随之解散。在邢建榕看来，复社虽只存在短短4年，但仅以其出版的《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来说，足以在上海近代史上留下不朽的印记。
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不仅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还出版了《抗战》等抗日救亡刊物；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则致力于出版优秀文学作品，在抗战文化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也积极参与，出版了众多与抗日救亡相关的内容。
这是1979年9月27日，胡愈之（左）和叶圣陶在观看新出版的《辞源》修订本。新华社发
这样的环境，自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文化精英汇聚在上海，其中不乏从海外归国的人士。某种意义上，上海是当时中国与世界，以及国内各城市信息通信最便捷的枢纽，这座城市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发展机遇，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
